关于作者

孙辕是美籍华裔青年学者,出生在长春,6岁时跟父母移民去了美国。孙辕在哈佛大学商学院和肯尼迪学院拿到了双硕士学位,现在是麦肯锡公司的研究人员。孙辕在本科毕业后,曾经作为志愿者,到非洲的纳米比亚和埃塞俄比亚支教。也就是说,孙辕同时具有在中国、美国和非洲一些国家的亲身生活经历,可以兼用中国和西方的视角来理解非洲的发展问题。

关于本书

2016~2017年,孙辕带领麦肯锡的项目团队,走访了尼日利亚、埃塞俄比亚、肯尼亚等8个非洲主要国家,实地调研了当地的1000多家中国企业,还访谈了100多位非洲的政府高官和企业领袖,了解他们对当地中国企业的看法。孙辕将自己在调研过程中的见闻和感悟写作成书,就是这本《下一个世界工厂》。

核心内容

一、从中国的视角,来看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发展状况。

二、从非洲的视角,来看非洲工业化面临的困境和未来的前景。

前言

你好,欢迎每天听本书,我是徐玲。这期音频为你解读的是《下一个世界工厂》。我们知道,现在中国是制造业第一大国,被称为世界工厂,那么,下一个世界工厂是哪里呢?这本书认为,很可能是非洲。那非洲凭什么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?其中一个重要的推动力,就是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大规模投资。实际上,这本书的副标题就是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创业故事。

先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孙辕,她的身份比较特殊。孙辕是美籍华裔青年学者,出生在长春,6岁时跟父母移民去了美国。孙辕在哈佛大学商学院和肯尼迪学院拿到了双硕士学位,现在是麦肯锡公司的研究人员。孙辕在本科毕业后,曾经作为志愿者,到非洲的纳米比亚和埃塞俄比亚支教。也就是说,孙辕同时具有在中国、美国和非洲一些国家的亲身生活经历,可以兼用中国和西方的视角来理解非洲的发展问题。

孙辕说,有一天,她正在给纳米比亚的孩子们讲授英语的不规则动词变换,突然间有一种荒谬感。这些孩子的家庭在非洲的干旱草原上世代务农,他们的周围没有人说英语,如果这样的生活世代不变,这些孩子未来也用不上英语。

她的意思不是说教育不重要,而是说,在当时当地的非洲,想要摆脱贫困、想要让发展的飞轮转动起来,教育可能不是最开始的第一推动力。同样地,国际援助机构所关注的其他方面,比如医疗卫生状况的改善、对贫困人口的信贷支持、当地政府机构的改革等等,可能都不是让非洲走出贫困的第一推动力。

那么,什么才是第一推动力呢?孙辕注意到,在她支教的埃塞俄比亚,正在发生一个显著的变化,那就是中国企业在大规模地投资设厂。40年前,中国从一个封闭经济体,转而大力引入外国直接投资、主动融入全球产业链,从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做起,一步一步往上艰难攀爬,取得了今天的成绩。现在,非洲获得了同样的机遇:中国企业通过在非洲投资设厂,把非洲拉入到全球产业链中来。非洲人要从自给自足的农民,转变为全球产业链中的生产者和消费者,作为工人、作为客户、作为合作伙伴、甚至作为竞争对手,加入到全球产业大循环当中。换句话说,只有工业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非洲。

那么,中国企业在非洲做得到底怎么样?2016~2017年,孙辕带领麦肯锡的项目团队,走访了尼日利亚、埃塞俄比亚、肯尼亚等8个非洲主要国家,实地调研了当地的1000多家中国企业,还访谈了100多位非洲的政府高官和企业领袖,了解他们对当地中国企业的看法。

调研结束后,孙辕团队发布了一份报告,叫做《龙狮共舞:中非经济合作现状如何,未来又将如何发展?》,这份报告被全球媒体和研究人员广泛引用。同时,孙辕还将自己在调研过程中的见闻和感悟写作成书,就是这本《下一个世界工厂》。本期音频,我将结合书和报告的内容,分两个部分为你介绍。

首先,我们从中国的视角,来看看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发展状况;然后,我们再从非洲的视角,来看看非洲工业化面临的困境和未来的前景。

第一部分

我们知道,中国在1999年提出了走出去战略,鼓励中国企业向海外投资。从那时起,中国企业对非洲的投资开始迅速增长。据官方数据,2004~2015年,中国企业对非洲的直接投资,从10亿美元猛涨到350亿美元,年增长率高达40%。

看上去很惊人吧?然而孙辕指出,这个数字实际上是被低估了的。如果把非官方渠道的资金流也计算在内,中国企业对非投资的规模要比官方统计高出15%左右。不但如此,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数量也比官方统计的要多得多。在孙辕团队调研的8个非洲国家中,中国公司的数量是官方统计的4倍。如果按照这个比例类推,那么在整个非洲大陆的中国企业至少有1万家,其中1/3是制造企业。

我觉得尤其难得的是,孙辕用实实在在的调查数字,澄清了不少外界对中国企业在非洲的一些误解。

比如,有传言说,中国企业对非投资这么迅猛,这是不是一种具有政治目的的国家行为?孙辕指出,的确,中国国企承建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很引人注目,但实际上,在非洲的1万多家中资企业当中,私营企业占到了90%以上。而且,在所有受访的私营企业中,大多数投资来自于企业的自有资金,只有13%的投资资金来自于中国政府的融资支持。很多企业家是押上自己的全部积蓄和身家性命,到非洲来寻找机会。这些数据说明,中国企业的对非投资并不是由政府主导的国家行为,而是由市场主体主导的商业行为。

再比如,有传言说,中国企业在非洲基本不雇佣本地人,不能够给当地带来就业。孙辕指出,你只要去过任何一家在非洲的中国企业,这种传言就不攻自破。在他们团队走访的1000多家中国企业中,89%的员工是非洲当地人,制造企业的本地化程度更高,本地员工占95%。在管理层中,也有44%是当地人。

其实道理很简单,中国企业为什么投资非洲?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国内的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,而非洲的劳动力便宜啊。一位中资建筑企业的负责人说,现在请一个中国工人到非洲工作,要比本地用工贵五倍左右。在这种情况下,企业当然是能用本地人就用本地人,而且会不遗余力地对本地工人进行技能培训。

除此之外,还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,就是中国老板看不上当地工人,有歧视的嫌疑。孙辕说,她在调研过程中确实听到了一些类似的抱怨。比如,一个中国老板很直白地跟她说:当地人很懒,我们开除了很多人,尤其是入职的第一个月。他们没有准时上班,或者没有每天来上班,但仍然希望拿到全额报酬!

应该说,这种抱怨并不是个例,而确实具有一定的普遍性。但是,这能证明中国老板歧视当地人吗?不能这么简单地看问题。孙辕认为,其中反映的矛盾,跟种族歧视无关,而是工业化转型过程中的常见矛盾。

比如,在18世纪的工业革命早期,英国资本家就常常抱怨本国工人工作懒惰、消磨时间、毫无紧迫感;等到19世纪德国开始进入工业化时,德国资本家无比羡慕英国同行,他们认为英国有训练有素、纪律严明的工人,德国却没有;到1980~1990年代,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中,外资老板同样抱怨中国工人缺乏素养。

这说明什么呢?说明一个训练有素、纪律严明的工人群体,并不是在传统社会中天然存在的,它本身就是工业化的产物。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人,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,人们根据太阳运动和季节规律来安排活动,并没有精确的时间概念。然而,工厂的运转是严格按照时钟来的,迟到一分钟也是迟到,这让刚刚接触工业化的人很难适应。所以在18世纪的英国,工人们抗议,时钟就像一个无形的狱卒;而老板们则感到愤怒:为什么工人连最基本的守时都做不到?

了解了这一点,你就明白了中国管理者与当地工人之间的矛盾。中国管理者必须理解,当地人要适应工业化的节律,还需要时间。

接下来,我们就跟随孙辕的视角,来实地走访几位在非洲的中国企业家。孙辕的调研重点是制造企业,因为制造业是工业化的根本。这些制造企业虽然都在非洲投资设厂,但它们的目标客户是不同的。有的是服务非洲本地市场,而有的是瞄准千里之外的欧美市场。

比如,孙辕当面访谈过一位温州企业家,也姓孙,这位孙老板就是瞄准了非洲的本地市场。这是一位典型的白手起家的企业家,13岁辍学,进入一家皮革厂打工,然后攒钱开了第一家自己的皮革厂,生意越做越大。然而,进入21世纪,孙老板发现中国的生产成本越来越高,工厂的利润率越来越低,只有5%左右。考虑再三,孙老板决定把工厂搬到海外。他考察了孟加拉、乌兹别克斯坦等国,后来朋友给他介绍了尼日利亚。在尼日利亚考察了5天之后,他回到中国,给在海关的一个朋友打电话,他问:中国大量出口尼日利亚的产品中,什么产品最重?答案是,陶瓷制品。

在国际贸易中,产品越重,运输成本就越高;而运输成本越高,在目标市场当地建厂的优势也就越大。孙老板的故乡温州就是陶瓷之乡,陶瓷产业对他来说并不陌生。孙老板当即拍板,在尼日利亚投资4000万美元建一座陶瓷厂。这是一座明亮、宽敞、充满现代化气息的工厂,每条生产线长达一公里。工厂雇佣了1000名当地工人,利润率可以达到7%。别看只比国内高出2个百分点,这对于利润很薄的制造企业来说,相当可观了。

和孙老板的陶瓷厂不同,也有不少中国制造企业是以非洲为生产基地,向欧美市场出口产品。比如,非洲小国莱索托,它的领土面积只有两个北京市那么大,而且国土完全被南非所包围。就是这么一个弹丸小国,集中了20多家中资服装厂。为什么呢?

主要是因为莱索托享有免税特权。根据欧盟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签订的洛美协定,莱索托制造的商品可以免税进入欧盟。后来,美国颁布了《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》,允许莱索托制造的商品免税进入美国。此外还有一个原因,就是莱索托紧挨着南非,在莱索托的制造企业可以利用南非发达的基础设施,比如公路、港口等等。

在莱索托,孙辕采访了一位服装加工厂的老板,沈女士。与4000万美元的陶瓷厂相比,沈女士的服装厂需要的投资很少,只要30万美元左右。按照经济学的划分,陶瓷厂是资本密集型的,而服装厂是劳动密集型的。服装厂的主要资产是工业缝纫机,每台约1000美元。沈女士的厂房很拥挤,密集地摆放着几百台缝纫机,每台缝纫机后面都有一名制衣工人。衣服在他们之间批量传递,每个人负责加工其中的一个环节。如果走近看,你会发现这些衣服都是我们熟悉的品牌:李维斯、锐步、沃尔玛等等。

事实上,沈女士的服装厂只是全球服装供应链上的一环。美国的服装和零售品牌负责设计款式和制定价格,然后向位于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几家大采购商下订单。大采购商把订单拆分,分包给位于亚非拉等多个国家的服装厂,甚至布料都是由大采购商来提供的。沈女士原来在莱索托的一家服装厂当经理,她发现东家的产能总是跟不上,无法完成所有订单,于是她决定出去干单,用自己的全部积蓄开了一家服装厂。沈女士并不独立承接订单,而是从老东家和别的工厂那里接活儿。

孙辕指出,像沈女士这样的服装厂,经营风险是很高的。首先,她卖产品收的是外汇,但要用莱索托货币向工人付工资,一旦当地货币升值,她的利润马上就被抹掉了。实际上,在2005年,莱索托货币就经历了一轮升值,导致当地服装行业严重衰退,14000名工人失业。其次,莱索托所享有的免税特权也不是永久的,需要定期续签。2008年,美国政府犹豫要不要续签《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》,结果莱索托的服装厂一夜之间就关闭了一半。不过后来,该法案还是续签了,服装产业至今仍然是莱索托的支柱产业。

第二部分

好,前面我们介绍了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活动情况,下面我们再从非洲的角度,来看看非洲工业化面临的困境和未来的前景。

如果梳理一下二战后非洲的发展历程,你会发现,这并不是非洲第一次面临工业化的机会。二战后,独立后的非洲和亚洲发展中国家,处于工业化的同一起跑线上,应该说,殖民者给非洲留下的工业家底还稍微厚一些,国际社会普遍更看好非洲的发展前景。

但是,半个世纪以来,以四小龙为代表的亚洲经济体率先实现了工业化,中国大陆和越南紧随其后,开启了工业化历程。反观非洲,工业化进程相对缓慢,有的国家甚至出现了去工业化的趋势。以非洲第一大经济体尼日利亚为例。

今天说起尼日利亚,我们只知道它是一个石油出口大国,但在1960年代,尼日利亚却是以纺织工业闻名的。要注意,纺织工业和前面说的服装工业虽然听起来差不多,但纺织工业的机械化程度要高得多,纺纱机和织布机都是高度自动化的机器,纺织工业是相对资本密集型的行业。

如果你熟悉工业革命的历史,你会知道,无论是最开始的英国,还是后起的美国,以及再后来的日本,工业化起飞的第一步都是纺织工业的大发展。事实上,中国崛起为制造业大国的一个里程碑事件,就是1997年,中国的纺织品产量超过美国和日本,居世界第一。

再来看尼日利亚。巅峰时期,尼日利亚的棉布产量占到了西非产量的一半,在整个非洲大陆仅次于埃及。尼日利亚拥有200多家纺织企业,雇佣了100万工人,整个行业欣欣向荣。一切迹象都显示,这个国家正在走向工业化。然而,到了2010年,曾经辉煌的纺织工业已经面目全非了:整个国家仅剩下24家纺织公司,产量只有巅峰时期的1/10,就业人数不足2万人,剩下的企业仍然在使用着几十年前的老机器和过时的技术。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?

最重要的一点,是尼日利亚遭遇了资源的诅咒。所谓资源的诅咒,是指资源的意外发现,导致一个国家发展得更慢而不是更快了。1957年,尼日利亚境内发现了石油。到1970年代,国外资金开始大量涌入尼日利亚开采石油,这导致石油部门获得的资金越来越多,而其他工业部门获得的资金越来越少。换句话说,石油部门从其他工业部门那里吸走了资金、技术和人才,石油工业替代纺织工业成为了尼日利亚的支柱工业。

与此同时,外资大规模涌入导致了尼日利亚货币的升值,这导致尼日利亚的制造业产品,特别是纺织品的出口遭到严重打击。在1970年,尼日利亚的出口产品中,非石油产品还能占到40%以上,仅仅3年之后,非石油产品出口占比就不足20%了。也就是说,尼日利亚从一个初步工业化的国家,蜕变成了纯粹的资源出口国。不过那时候,尼日利亚毕竟很有钱,国内纺织企业虽然没办法出口,但可以购买国外的先进机器进行生产,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。

紧接着,真正的麻烦来了。1980年代初,全球油价暴跌,严重依赖石油出口的尼日利亚开始出现经济问题,国内通货膨胀加剧,失业率不断攀升。尼日利亚货币兑美元的汇率,从1986年的2:1一路暴跌到2013年的165:1,约等于原来的100元变成了1元钱。国内纺织企业再也买不起国外的昂贵机器设备,于是生产设备和技术一直停留在1980年代。这就是尼日利亚的纺织工业由盛而衰的全过程。

在这个过程中,尼日利亚政府试图出台一些政策来挽回本国纺织工业,却不得其法。比如,1971年,政府将部分纺织品和服装的关税提高到80%~136%的水平;到1977年,政府干脆下令,彻底禁止纺织品进口。结果怎么样呢?尼日利亚的纺织工业并没有复苏,反而是催生了一条完美的纺织品走私链条。之前国家还可以收点关税,现在利润都流向了走私商和腐败海关人员的腰包。

其实,尼日利亚政府真正应该做的事情却没做:虽然尼日利亚是能源出口大国,但国内的电力供应极不稳定,纺织工厂不得不靠昂贵的备用发电系统来供电,这让电力成本上涨了400%,进一步削弱了纺织业的竞争力。

除了资源的诅咒以及政策的失误,孙辕还指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原因,就是国际组织对非洲的慈善援助,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非洲的制造业。最典型的是制药行业。

2000年时联合国提出,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的优先项目,不再是促进外国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传统项目,而把重点放在医疗卫生和教育等公共服务上。在那之后,国际组织动员了大量资金来购买基本药品和疫苗,投放到非洲,用来防治艾滋病、肺结核、疟疾等疾病。

为了救治更多的病人,合理的做法是以最低的价格采购尽可能多的合格药品,而能满足这种条件的药厂主要是在印度。也就是说,国际组织从印度大量采购药物,再支援给非洲。必须承认,成果是显而易见的:非洲的医疗卫生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,印度的制药业也迅速发展。

但要注意,这里面有一个隐形的输家,就是非洲本地的制药企业。事实上,国际援助的力度越大,非洲本地制药业就萎缩得越厉害。比如坦桑尼亚,2006年时,还有33%的普通药物是在本地生产的;6年之后,这个比例就萎缩到了12%。本地的制药业越萎缩,非洲国家的医疗卫生状况就越依赖国际援助。

这样的趋势是很危险的。可以想象,一旦国际组织中断援助,那非洲的医疗卫生状况会迅速恶化。事实上,国际社会已经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捐助疲劳,公众的捐款热情不高,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相关机构都决定开始限制、减少甚至取消用于艾滋病治疗的开支。

从长远来看,非洲国家想要从根本上改善本国的医疗卫生状况,必须发展出本国的制药工业。而要发展出本国的制药工业,恐怕引进外资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就是必不可少的。有时候,想要往南,你得先往北走。

好在,非洲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。2015年,埃塞俄比亚政府发了一个大愿:要在5年内把本地生产药品的比例,从20%提高60%。方法之一就是大力引进外国药企来投资建厂。英国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来当地考察过多次,每一次,埃塞俄比亚政府都竭力满足它提出的条件,但最后得到的答案是不。葛兰素史克认为埃塞俄比亚市场太小、国内太穷、不值得投资。

就在同一时间,一家来自中国的制药企业人福医药集团,也开始考虑在埃塞俄比亚建厂。经过两次实地考察之后,人福管理层就拍板决定,总共向埃塞俄比亚投资1亿美元,其中首批建厂资金为2000万美元。孙辕采访到了人福集团埃塞俄比亚的总经理,问他们为什么决定投资。

这位总经理列举了公司的全球发展战略、埃塞俄比亚的庞大人口、以及当地政府对制药行业的支持,等等。但孙辕好奇的是,面对一模一样的条件,葛兰素史克的决定却是不投资。到底是什么让两家公司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决定呢?

正当孙辕感到疑惑,这时候,总经理无意间说出的一句话,让她洞悉到问题的答案。总经理说:这里跟30年前我的家乡一样。如果我们可以做到,这里就可以做到。孙辕认为,这就是中国企业愿意扎根非洲、并对非洲的未来充满信心的根本原因。

非洲的现状对中国人而言并不陌生,这一代中国人亲眼目睹了中国的巨变。在过去40年中,关于后发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,中国企业家积累了一整套真实经验和隐性知识。他们相信,能够把自己的成功经验复制到非洲。这条路也许很艰难,但其实也很简单,说出来就一句话:学习如何制造东西,制造出来,然后卖出去。

结语

好,说到这,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讲完了,来简单回顾一下。

孙辕团队实地走访了在非洲的1000多家中国企业,澄清了外界对于中资企业的很多误解。中国企业对非洲的投资,是以私人资本为主的商业行为;中资企业中,非洲当地员工占绝大多数;中方管理者对当地员工的抱怨,其实是工业化初始阶段常见的劳资矛盾。在非洲大陆总共约1万家中国企业中,有1/3是制造企业,它们正在帮助非洲实现工业化。

其实,非洲国家本来有一定的工业化基础,但在过去50年中,非洲经历了一轮去工业化的历程。主要原因包括资源的诅咒、政策的失误,以及国际援助带来的副作用。如今,非洲国家已经普遍意识到,靠外部援助是没有出路的,只有工业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非洲。在这一点上,非洲国家政府和在非洲的中国制造企业,拥有相同的目标。

说到这里,我忽然有些感慨。纵观世界经济史,尽管西方国家早在19世纪末就完成了工业化,但后发国家想要复制工业化的过程,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从鸦片战争以来,中国经历了四次工业化的尝试。第一次是洋务运动,第二次是民国政府推动的工业化,第三次是新中国建立后学习苏联模式,第四次是改革开放。可以说,直到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,中国才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历程。后发国家完成工业化之艰难,可见一斑。

下一个50年,非洲能否顺利实现工业化,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?值得期待。

撰稿、讲述:徐玲

脑图:摩西脑图工作室

划重点

1.中国企业对非洲的投资,是以私人资本为主的商业行为;中资企业中,非洲当地员工占绝大多数;中方管理者对当地员工的抱怨,其实是工业化初始阶段常见的劳资矛盾。 2.在过去50年中,非洲经历了一轮去工业化的历程。主要原因包括资源的诅咒、政策的失误,以及国际援助带来的副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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